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持续传播且初步得到运用，在此情况下，上海、北京以及旅日等 8 个国内外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这些早期组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融合，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起到了引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迈向觉醒年代的作用，这是一种思想启蒙。它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逻辑起点。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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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通常指的是 1918 年到 1927 年这 10 年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这是恩格斯所提及的“历史合力论”在我国的实践历程以及所产生的结果。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一直努力探寻能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这有着历史的逻辑。同时，它也能指导“五四”运动以及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斗争实践，这是现实的需要，这些是它强大的内因。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给予了鼓舞，共产国际也积极提供支持，这些是它的重要外因。
1918 年 10 月至 1920 年 5 月这个时间段，处于自发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段。1918 年 10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讴歌了俄国十月革命。以这三篇文章为起点，开启了一个时代序幕。在这个时代序幕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骨干知识分子，以及非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影响最为重大，它较为系统地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传播。1919 年，李汉俊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进行了翻译，并且指出，十月革命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相互结合，这成为了世界思潮发展的新方向。
二是存在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此阶段的时间是 1920 年 6 月至 1922 年 6 月。1920 年 9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等文章，他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剖析中国社会，这成为了以期刊为载体进行有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陈望道在浙江义乌那间简陋的柴房中，花费了平时译书五倍的工夫，将《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1920 年 8 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在同一个月，上海群益书社以及伊文思图书公司出版了郑次川翻译的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9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溥贤对《资本论》进行诠释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在短短 2 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早期组织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三大经典著作的翻译或诠释工作，并将其出版。通过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精华得以传播。1921 年 9 月，《人民出版社通告》明确列出了已经出版的《工钱劳动与资本》以及正在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 11 种著作，同时还计划出版《马克思传》《哥达纲领批评》等 38 种著作。这是以著作为载体有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的阶段，其时间是 1922 年 7 月至 1927 年 7 月。早期共产党人认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仅是一种手段，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彻底改造才是目的。《先驱》的“发刊词”着重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寻求出一个最为适宜且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22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列宁东方战略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该文件被印行了 5000 本，得以广泛传播。同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具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并且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结出了成果。
“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是为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鸦片战争之后，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积贫积弱的国家命运而努力，他们纷纷提出了诸如进化论、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救国方案，然而，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让中国彻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摆脱出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先进分子探寻革命的科学理论才出现了重大转机。马克思曾指出：“一个国家对理论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求的程度。”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他们看中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完全满足中国革命的需求。李大钊指出：“自从俄国革命发生之后，‘马克思主义’几乎呈现出风靡世界的态势。”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我最近对各种主义进行了综合审视和辨析，觉得社会主义确实是改造当今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例外于此。”
早期传播的过程并非是一路平坦的。有很多人在谈论社会主义，然而就如同胡适所说的那样，“你在谈论你的社会主义，我在谈论我的社会主义”，并且“中间或许间隔着七八个世纪”。思想的交锋也是“早期传播”当中不可或缺且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1919 年到 1922 年期间，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 3 次著名论战。通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是有力地指导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斗争实践。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引。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持续传播且初步运用，上海、北京、旅日等 8 个国内外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京汉铁路大罢工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党的三大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其基础是国共合作。随后，4 年的大革命风暴轰轰烈烈地展开，革命力量得以空前壮大。然而，大革命失败了，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早期传播经历了艰难历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进行了斗争实践，这些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1927 年，瞿秋白深有感触地指出，革命的理论绝不能与革命的实践相分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一刻也不能迟缓。
“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期传播引领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迈向觉醒的年代，它是一种思想启蒙。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逻辑起点，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之源。深入梳理“早期传播”经历的艰难过程，深度挖掘“早期传播”包含的主要内容，深刻把握“早期传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并切实践行国家领导人“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着特别不一样的意义。
“早期传播”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百年前，历经艰难困苦。在中华民族处于复兴与沉沦的关键岔路口，李大钊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凭借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担当，想尽各种办法去搜集、编译以及出版马克思主义，从而拉开了“早期传播”的序幕。陈独秀以“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牺牲精神，不但成为“早期传播”的引领者，还成为早期最为重要的领导者。李汉俊欣慰地表示，马克思主义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得以解放的思想武器。对于我们这些后进的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天赐之幸”。
一百年来，世事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诸多艰难却始终不屈不挠，不断砥砺奋进。他们经历了革命的洗礼，经历了建设的拼搏，经历了改革的突破，也经历了新时代的蓬勃发展。中华民族最终迎来了极为重大的飞跃，从曾经的站起来，到后来的富起来，再到如今的强起来。并且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百年取得辉煌成就，实现伟大飞跃，这离不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火种”播撒到中国大地。只有铭记“早期传播”的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才能够持续开花结果，并且枝繁叶茂。
作者所在单位为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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