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初次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此修订草案关注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职业教育应与普通教育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为优化职业教育改革给出了相关的举措与意见。这是职业教育法施行 20 多年来首次进行大规模的修订。
2021 年 3 月 23 日，两个月之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求，今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要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许多地方就此展开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分流改革。这表明今年中考结束后，将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无法进入普通高中。
学生及家长能否接受？职校出来的孩子前途怎样？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改革在不断深化，这使职业教育成为热门议题。
“一刀切”之后
中国目前的教育结构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方面，职业教育有所欠缺；另一方面，普通高等教育也存在不少问题。基于此，我基本赞同对职业教育建设进行强化的改革思路，然而从目前的执行手段来看，其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采取普职比例一比一的“一刀切”政策，在一线城市不是最优选择，在制造业劳务需求大的省份也不是最优选择。
执行普职一比一的比例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效果或许不难预料。大量资金和资源被粗放地投入到职业教育中。倘若生源不足或者学生就业情况不佳，就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这种浪费既包含职业教育所需的硬件建设，也包含人力资源投入的增多。风向一旦转变，职校里的这些体制内员工就会成为很大的财政负担；若严格执行普职一比一的招生计划，学生大量分流到中专，可能会使普通高校的生源不足，造成已有的高等教育资源被浪费；同时，要是职业教育对生源的吸引力不够，想读高中的学生没有选择，也会使辍学率增加。
中国的公共决策机制具有鲜明特点，其中之一为“部门立法”。“部门立法”存在明显弊端，其最大问题在于倾向于对部门利益进行扩大。例如，国土部门负责制定土地管理法，发起与组织起草工作的均为国土部门，如此一来，最终形成的法规就会倾向于使国土部门的权力得以扩大，同时压低征地的成本。教育部门发起并执行教育布局的调整决策，新增的学校数量决定了能安排的官员数量，建设的学校数量对应着预算支出的多少，计划规模越大，手下的资源就越多。同样的问题在各行各业都存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医院也都在中国，因为只要是公立医院，领导就不会过于在意效益。在这样的机制当中，职教部门若组织职业教育建设，往往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会与行业协会、产业界携手把职业教育办好。
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减缓产业外流这两件事都和发展职业教育有关。然而，对于职业教育投入所产生的效果，应当谨慎地进行评估。在当下的经济态势中，中国正逐渐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从中国转移到了东南亚和非洲，这种情况就如同 30 年前工厂从西方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迁往中国大陆时的情形一样。
决策者可能预设，若中国有更多高质量产业工人，会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会减缓部分产业外移。但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主要并非专业技能人才的数量，而是劳动力成本。决策者应当明白，当年外商来华投资并非因为中国工人训练有素，而是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低且税收优惠大。如今希望借助职业教育来缓解产业外流，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至少应该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回报率进行多方面的测算。
欧美经验之鉴
谈到职业教育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学习欧美以及日本的经验，还有西方蓝领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具备的匠人精神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德国的职业教育虽然很不错，但它也并非毫无瑕疵，并且更关键的是，它或许并不适应中国的实际状况。
产业背景与德国模式不契合。中国的工厂大多呈现美国式特点，以流水线为主，对工人技能的要求较低。德国的工厂较为传统，多为技能型，其产业与技能工人的结构相适应，像精密仪器等附加值高的产业较多。中国的工厂多数是美国式的，依靠大流水线，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不高。中国产品的品牌不如欧美，不过价格优势较为明显。中国也没有德国那样精尖的技术。
其次，中国的制度环境与国外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利于职业教育和技能型人才的发展，并且难以找到可以改善的路径。德国的职业教育机构与行业和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它是一个从传统行会基础上改造形成的双元制体系，包括企业培训和学校教育。德国的行业协会能够传承行业技艺，其社会制度也基本保持稳定。中国历经数百年，经历了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诸多社会风波以及各类产业政策的尝试。现今，中国传统的行会都已历经改造，行业协会作为从业者自发组织的特性并不显著。大多数行业的领导人均为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干部。这在产业的境况、工人的权益与福利方面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其实在办好职业教育这件事上，企业有积极性，民办教育投资者也有积极性。然而，如果制度环境不稳定，不能给行业一个可靠的预期，那么很多政策虽然初衷是好的，但效果却可能是伤害。
技能型人才的困境
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是目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棘手问题。这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而在中国，此问题更为严重，制度歧视也最为明显。
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二十余年来，职业教育的地位大幅下降。各种制度安排一起塑造了技能型人才“低等”的社会价值观。初中以能升入高中、重点高中为荣，高中以能够考上本科和重点大学为成绩体现。
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大致情况也是这样。就拿积分落户来说，人才评价和学历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与落户相联系的有购房资格、购车资格以及子女就学资格。不管是体制内单位，还是国企以及民营企业，其晋升机制通常也和学历相契合。名校的高学历人才，不但能够跨专业就业，还能够被当作储备干部来培养。于是乎，在中国从事技能型职业，就直接被限定了社会阶层。
技能型人才在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本应对职业培训有需求的“打工人”在中国的处境也更加困难。
阶层困境提升了这种职业的荣誉感与认同度。中国历经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然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由社会来承担。除了地产商之外，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遭受到了房地产业的劫掠，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相互结合，平台经济迅速地汲取着社会财富，对各种传统行业的利润进行了压缩。
早期工业化时代有所不同，人们不清楚是被谁在进行剥削，也难以找到可以当面进行抗议的老板。中间阶层的生活处于艰难的状态，而技能型人才自然也就不会过得更好。
传统保守的德国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未曾经历这样的房地产业进程，并且各产业也未被大量牵扯进互联网公司。社会财富的分配较为均衡，基尼指数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在最近大量移民进入欧洲之前，德国的蓝领阶层大多是德意志民族，无论是在阶层处境方面，还是种族身份方面，德国蓝领都属于“乡里乡亲”，所受到的歧视性并不强。德国蓝领的收入相较于白领较少。然而，他们无需学区房，也不存在儿童留守的情况。从这一角度来看，重建中国技能型从业者的行业认同这件事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供给侧优化生源
强化职业教育可以设置一个预期的结构目标，然而直接规定当年的招生比例是不可行的。最理想的情况是从供给方着手去解决问题。教育部门引导并联合社会资源，先把职业教育办好，有了良好的口碑和社会认知之后，再吸引广大考生报考也不晚。而不应该强行推行普职比。
如何搞出好的且适合当下中国的职业教育呢？虽然不能说有现成的答案，但许多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职业教育需要依据人力市场形势和产业形式及时进行调整，然而作为国家机关的教育部门在这方面并不擅长。在职业教育的办学过程中，应当更多地鼓励产学之间开展合作，尤其是与民企的合作。民营企业相较于教育部门和国企，显得更加理性且机动灵活。然而，多年以来，教育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有效合作推进得并不多，并且时不时出台的一些政策，像免费教育以及对职业教育的补贴预算等，常常会对正常的职业教育培训市场造成冲击。
目前的制度环境对技能行业的发展很不利。要发展和改善职业教育，仅倡导关爱工人是不够的，仅选几个劳模作为代表也是不行的。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在福利分配、资格认定等领域，尽量去除不必要的仅以学历为标准的制度安排，增加有利于技能型人才竞争的指标。笔者期望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能够放缓一些，改革的进程能够更加审慎一些。要重新对过去几十年各地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从而走出一条能够多方合作且逐步优化的新道路。
（作者供职于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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