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的转向是围绕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 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之后，前往湖南湘潭等地进行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对大炼钢铁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农业方面的虚报浮夸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内心深感忧虑。1959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东欧国家访问，从而了解到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的情况以及匈牙利的现状。7 月 2 日，毛泽东召集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参加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彭德怀从匈牙利事件谈起，进而谈到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毛泽东对彭德怀在此次会议上的态度感到不安。当天夜里，毛泽东将 6 月 29 日和 7 月 2 日两次会议上讲话整理成的 19 个问题重新进行了修改。之后，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说道：“此件再印，换发，原件收回。”该件要再增加一个 17，涉及团结问题（从中央至县委层面）。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党内对于形势分析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很可能会导致党出现分裂的情况，因此添加一个“团结”，其目的就是对抗那种可能出现的分裂。在会议初期西北组的讨论里，彭德怀多次进行发言和插话。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像农业产量存在虚报浮夸的情况，吃饭不要钱未经试验就进行推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存在问题，人民公社办得有些早了，党内民主也不够等。他还提出，要去寻找经验教训，不要去埋怨，也不要去追究责任；如果要说责任，那责任是人人都有的，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同志。他的这些意见，会议《简报》没有刊出。
7 月 10 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并展开长篇讲话，重点阐述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彭德怀眼见会议即将收尾，然而在经验教训方面的探讨极为不足，《简报》上也未呈现出反面意见，诸多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他担忧缺点会再次出现，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想要向毛泽东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7 月 13 日清晨，他前往找毛泽东进行面谈。然而，警卫告知他毛泽东刚刚休息，无法相见。基于此，他决定写信。14 日，他把前一天写成的信交给了毛泽东。这封长信有三千字，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1958 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二为“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中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的情况下，着重指出了 1958 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其中，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是有失有得的。信中要求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彭德怀认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面临着突出矛盾，这个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情况的发展，从性质上来看，已经对工农之间的关系、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所以它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指出，在过去的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出现了缺点和错误，客观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不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能够“得心应手”。主观原因在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浮夸风气较为普遍地滋生蔓延”，“犯了不够实事求是这一毛病”；其二，“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些‘左’的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总是想着一步就跨入共产主义”。他还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通常要比抵制反掉右倾保守思想更为困难一些。”在信的结尾，他写道：要彻底克服某些情况，还是需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地总结一下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这样做对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是很有好处的。其目的在于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情况下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的信体现了客观实际与群众需求，其基本内容是正确的。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来反映自身意见，这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7 月 16 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一标题，批示把信印发给与会者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畴内提出，要对这封信的性质进行“评论”。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延长会议时间。毛泽东要求通知那些留在北京主持有关方面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让他们立即上山参加讨论。
彭德怀的信被印发出来后，在刚开始的讨论里，有一些人大致赞同信中的意见。他们觉得，这封信总体的精神是不错的，对于促使会议深入地进行讨论，让大家去思考问题，有着积极的影响。应当在对成绩予以肯定的基础上，把过去工作里的缺点和错误讲得深刻透彻，如此才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改善以后的工作。彭德怀有勇气反映自己的意见，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信的缺点主要在于一些提法和词句的斟酌不够，这容易引发误会，不过没必要去计较和争论。有一些人对彭德怀的信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觉得关于对错误“认识过迟”的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很多重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并非是认识过迟。认为这封信“实际上会致使对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对去年的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倘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优秀，或许得请苏联红军前来。”
7 月 17 日抵达庐山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他对形势的总体看法和彭德怀是一样的。然而，上山之后，在他与彭德怀进行个别交谈时，曾说不应该写信，信中的一些提法具有刺激性，还批评彭德怀总是凭感情行事。参加会议之后，黄克诚没有回避去讲存在的缺点。7 月 19 日，他在小组会上进行发言。他指出，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除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上所讲到的那些之外，还包括对农业生产成绩的估计过高，以及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和 1959 年计划指标过大等情况。这些缺点带来的后果如下：解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粮食紧张的情况；基本建设原材料以及市场副食品也处于紧张状态；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了不良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了影响。关于人民公社，他表明，搞或者不搞都是可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搞了是有好处的；从短时期的角度来看，不搞会更主动一些。他还指出，当下一些地方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只能够讲成绩，而不能讲缺点。他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候补中央委员周小舟曾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视察。会议期间，他与彭德怀进行了交谈，并介绍了湖南的情况。两人的看法较为一致。在 7 月 19 日的会上，周小舟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而对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是可以斟酌的。他还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这次会议很有必要把缺点讲透彻，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去年以来的工作评价，他认为，总体而言成绩是伟大的，获得的比失去的多。但从具体问题来看，有获得的比失去的多的情况，有得失相等的情况，也有失去的比获得的多的情况，这些都需要分别进行讲述。
7 月 20 日，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小组对彭德怀信进行讨论的情况。在此期间，毛泽东阐述了四点意见：其一，欠债是必须要偿还的，不能因为出现了错误，就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责任，而首要的是我。其二，目前缺点尚未完全改正，当下的腰杆子还不够硬，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不应回避这些事情，而要秉持实事求是之态度。（四）准备与那些“左派”，也就是那些既不愿意承认错误，又不愿意听别人指出其错误的人进行交谈，让他们多听取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从这些谈话能够看出，毛泽东在当时对于彭德怀的信所持的态度是留有一定余地的，他并不赞成对错误进行庇护。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较早地察觉到了“大跃进”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他与彭德怀一同登上庐山，由于住处靠近，两人进行了多次交谈。他们的观点较为相近，都觉得在会议上无法畅所欲言，谈论缺点会有压力。他原本也打算给毛泽东写信，然而在彭德怀的信被印发之后，他决定在小组会议上发言。7 月 21 日，张闻天经过准备后在小组会上进行了发言，此次发言持续了长达三个小时。在这个时候，针对彭德怀信的责难已经有很多了，会议的空气显得比较紧张。有人特意关照他在发言时少提及缺点，然而张闻天还是毫不避讳地支持了彭德怀的信。他全面地指出了“大跃进”存在的缺点错误以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从理论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他还讲到，胜利往往容易使人头脑发热，进而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因此，发扬党内民主作风是很重要的。领导要营造一种氛围和环境，让下面勇于发表不同看法，从而形成生动且活跃、能够自由交流意见的态势。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执政的政党而言极为重要。我们不应惧怕无人赞扬功绩，而应担忧他人不敢向我们提出不同意见。绝不能只因他人讲了几句不同的意见，就给其戴上各种帽子。他觉得彭德怀的信的核心内容是期望总结经验，其本意是很不错的。个别说法，说多或说少，关系不大。在张闻天发言时，有人对他的观点表示不同意，然而他依然坚持讲出自己的意见。
在小组讨论里，有一些人发言指责彭德怀的信。他们称信中的总体估计是错误的，觉得缺点讲得太多，而成绩讲得太少。这些人认为这封信的问题并非个别词句和分寸的问题，而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存在问题。这封信不是在鼓劲，而是在泄气，不利于统一全党思想，也不利于党的工作。您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7 月 21 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进行了再次发言。他说明，这封信是在获悉会议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匆忙写成的。此信在文字方面以及逻辑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未能精准地表达出原本的意思。他提议在会议结束后将这封信收回，中央留存几份并放入档案中。
7 月 22 日，毛泽东找了几个人进行谈话。他听到了一些进言，这些进言表明现在非常需要他站出来讲话，以顶住当前的这股风气，否则队伍就会涣散。同时，有人认为彭德怀的信是针对总路线的，也是针对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决定准备在第二天召开大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有《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 - 1978）》（上册），此稿件的来源为中央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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