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康同志凭借自身的坎坷经历，花费两年时间创作完成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典型案例，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的痛苦历史反映了出来。
“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呢？我未曾见到过确切的统计数据，仅仅看到了几个经过推算得出的数字，有的说有三千万，有的说有四千万（我的相关文章曾引用过这些数字），各自都有其推算的依据。倘若不提及全国范围，仅说某一个地区，像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且向来较为富裕的四川省（当时还包含重庆），却有着较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了这个数字。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依据：1957 年的《户籍年报》显示，四川全省人口是 7215.7 万；1962 年 5 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 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 6236 万，二者相差正好约 1000 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仅仅被视为一个 1，这种抽象程度过高。回忆录中提供了许多具体的例证，比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所说：那个县的人口死亡了一半，有一个村子的人全部死亡，连埋尸的人都没有了，只能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在饿着肚子挖坑，这属于重体力劳动，结果也死在了坑边。之后又得找其他村的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不仅有如此多的人被饿死，还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对饿死人的消息进行了封锁。他们继续调运粮食去“支援兄弟省市”，这导致在 1961 年和 1962 年仍然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大跃进”并非仅仅是四川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贸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大规模地蔓延开来。”在这场波及全国的重大灾难中，四川（以及河南等省）在全国范围内属于最为突出的重灾区。之所以如此，就不得不提及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在 1958 年和 1959 年这两年参加中央会议时，我有亲身的体会。“抬轿子”抬得最积极的，是长江上中下游的三个人，尤其上游的这位，跟得最为紧密，在推行极左政策措施方面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卖力气，对农业的破坏也就格外严重，实际上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在农业领域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之际，他毫无畏惧地把牛皮吹得很大。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期间，田家英在四川农村进行了调查，之后就曾跟我谈及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形。然而，四川省委的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却对他进行了批评，不认同他的调查。接着更是逞强好胜，依据虚报的增产数量从四川调运粮食，致使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
当时四川饿死了上千万人，这就是直接原因。在出现如此巨大且可怕的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依然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提及饿死人的情况，但凡有人要谈，就被视为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体现。一些人对此极为担忧，为了避免事态继续恶化，为了将众多饥民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给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当年存在大刮浮夸风、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就已经有所察觉。于是，毛泽东在 1959 年 4 月 29 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此信中提出了“讲真话问题”，即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能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毛主席为鼓励讲真话曾这样说：老实人以及敢讲真话的人，从根本上讲，对人民事业是有利的，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坏处。而那些爱讲假话的人，一方面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也会损害自己，并且总是会吃亏。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始大规模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最终致使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状况。中共中央于 1962 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大会正视现实，并且发扬了一定的民主。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大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要求各地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同时，大会还强调要实行“三不”，也就是“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的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后，依旧不肯直面现实，依旧对问题进行掩盖。对于存在的严重情况，他依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同时还在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
1960 年上半年，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即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廖伯康，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还反映了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了不让灾情继续扩大，能够挽回一些损失，可谓忠心耿耿，是在为百姓、为党、为国家而进言。可是，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被触怒了。随后，他们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机会，进行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公开批判的时候，他们还被称作“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随后他们遭受了更为残酷的迫害。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记载，将会成为研究“文革”史的重要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过程中，记录了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认为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一般来说，人们每当提及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往往会感到很反感。然而，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依然保有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他们听了伯康的说明后，就尽力去帮助他，想要为他讨回公道。当时完全不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然而，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让我们看到，即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期间，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做一些好事。伯康说，他与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了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历经艰辛，不惧风险，做事踏实认真，做了许多调查工作，其目的只是为了弄清楚我们问题的真相，分辨清楚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的功利之心，动机纯粹，为人正直。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能够增强对国人人性以及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的那位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很多笔墨描写，从这里能够看出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专制体制是多么可怕，以及它惯性运转所具有的力量。上面的人有喜好，下面的人必定会做得更厉害。在 1959 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和田家英、周小舟闲聊，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周小舟还曾经当面给毛主席说过这种感受。他们三个人遭遇不幸，既有全国性的背景，更具有四川的特色：原本好好的一个天府之国被弄成了饥饿的地方。50 年代至 70 年代，在长期“左”倾高压路线的影响下，从党内到党外各个层面，从中央到基层各个层级，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各个群体，都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地进行抗争、抵制和谏议。尽管绝大多数人遭到了扼杀，遭受了迫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等各种情况中曲折前行。我们不能回避历史，尤其不能淡化痛史。因为只有深刻知晓过去所犯的错误、走过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够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于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能够从历史镜子中看到其影子，进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如果能正确认识历史的教训，它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绝不能掩盖过去的痛史，不能怕痛怕丑，不能有太多忌讳；而应该给世人和后代留下真实的信息，让大家变得更聪明、更坚强。倘若当代人忘记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代人也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近代还是现代，重温历史并对比今昔可以发现，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具备民主的制度，是否拥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是否存在独立的法治体系。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将会被扭曲。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人治取代了法治，专制压制了民主，主义信仰转变为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被用作个人迷信的工具，铁的纪律变成了整人的手段，最杰出的人物做出了最荒唐的事情。这难道不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历史教训吗？难道不应该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吗？
为了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我认为，其中关键之一在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本应是宪法实施和政策规定中所包含的内容，但在建国以来却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只有紧张而没有松弛，只有严格而没有宽松，甚至出现了以言论定罪的情况。过度强调舆论的一律性，自然就会唯我独尊。就像只有一朵花独自开放，导致了百花被摧残，毒草肆意横行。如果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由，不解放思想，就无法谈及先进文化。言能兴邦昌盛，言能灭国灭亡，此乃古人皆知晓的真理。马克思的首篇文章，乃是论述言论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唯有在实践里，在自由的评价与自由的研究中，方可得到检验，得以比较，其错误之处得以纠正，其正确之处得以发展。
伯康年至耄耋，心中怀有忧国忧民及忧党的情怀。他回首过往之事，又着眼于未来之向，将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娓娓道来，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历史规律进行了探求，以此告知世人和后来之人。我杂乱地写下了一些读后感，我相信读者定会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本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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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廖伯康回忆录揭示大跃进时期四川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真相》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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